特色小镇应遵循城镇形成规律—— 城镇内核与城市文明

导读

2018年6月23日,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大会期间举行了“社会治理创新管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新时代城乡治理现代化”主题,探讨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极具现实意义的焦点话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企业管理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本文根据京WORK-北京码头智库创始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陈贵在“社会治理创新管理”专题研讨会上所作主题报告整理。

▲ 陈 贵  京WORK-北京码头创始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

特色小镇应遵循城镇形成规律

——城镇内核与城市文明

城镇,一定是以人为核心。城市,一定是以商业为纽带。每一座城镇选址都是其先贤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蕴藏着时间、功能和文化的沉淀,也是特色各异城镇彼此繁荣繁衍共存的内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中提出,“商业依赖于城市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法国学者奥斯特 • 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认为,人类所有的伟大文明(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 • 柴尔德 (Childe,Vere Gordon) 认为,城市革命的意义可以同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媲美。Civilization(文明)拉丁文“Civis”就是“市民、城市居住者”,也是文字、宗教、礼仪和文化的中心。

文化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文化的升华。人类文化或文明各异,是区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区域族群的重要基因符号。农耕文明,对应的印象是淳朴、保守。游牧文明,对应印象是彪悍、尚武。商业文明,对应印象是精明、现代。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古典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他说:“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

人口自主的不断聚集,分类产品过剩需要交易,才促进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城市的诞生,也宣告原始社会以血缘族亲维系的部落生存方式的瓦解。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标志着人类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演变。

城市形成的社会经济学基础为社会三次大的分工,即农牧分离、农业与手工业分离和商业与农业、手工业分离。人口迁徙依次形成了原始聚落、分散乡村、集市、早期城市、城市和现代城市。这种演变路径依赖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解放,推动剩余产品出现,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

城镇的演变和成型都是先有人才有城,有了交易和分工,人才定居下来。工业革命的出现,催生了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也直接促进了世界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衡量城市化水平要看三个指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的数量;农民市民化后综合素质提升水平;服务业在三产中占比的提高程度。

邻河、邻江、邻水而居是世界人类各民族文明形成的普遍模式。《世界文明史》(威廉·麦克高希著)概括了五大文明发源地,公元前4000年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文明构成了古代社会五大最伟大的文明。而“两河流域文明”是古代社会最早的文明,该文明兴起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属于大河文明。两河文明强大的辐射能力通过尼罗河、红海和黎巴嫩传播到尼罗河流域影响了该地域各民族的文明形成。对后来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古代“码头”叫“津”或者叫“渡头”,是水边供船停靠的建筑。古代交通落后,隔河千里远,走江行船成为人们出行、商业往来的重要方式。为水路航运服务的码头,其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各类码头功能不一,但都是承载着水域文明和内陆文明的连接点,无一不成为独特的人文景观。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国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

城市的形成模式分几类。其中,内陆城市多以集市为圆心形成本区域人流物流的汇聚。码头城市以沿江沿河码头为支点形成跨区域人流物流的汇聚。尤其是码头商业文明更具有移民性、商业性和包容性,汇聚和交流的不仅仅是物资、资金、信息和技术等,同时为本域和东西方形成了文明和文化的多元化交融,共同推进世界文明进步。码头商业文化引领,进而形成的世界商业文明,又岂止是水域文化水域文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智能化,科技进步,码头已经是商业文明的符号,承载着丰富多彩世界商道文明的基因。

武汉,其中汉口也许是中国比较早的典型码头文明诞生地。武汉地处江汉交汇地带,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生态环境优美。东汉末年,中国经济中心出现南移的趋势,北方的大量的人口向长江中游一带逐步聚集。两晋时期,北方的流民逐渐持续涌进武汉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多元的文化。明清以来,武汉成为商家汇聚,万商云集之地。曾有描述;“瓦屋竹楼千万户,本地人少异乡多”,“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繁荣富足包容进取的和谐场景。

天津,也是因朱棣发起的"靖难之役",因从"三岔口"渡河夺沧州占南京,认为"三岔口"是风水宝地,取名:天津。苏州从南宋到明清时期,也是因为“上塘河”(京杭大运河古河道),形成了著名“阊门”商街。历史上繁荣景象从这首诗中得以体现,“繁而不华汉川口,华而不繁广陵阜,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

清朝的孙嘉淦在《南游记》里这样描述阊门:“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清代乾隆年间的名画《姑苏繁华图》也表现了当时阊门至枫桥的十里长街,万商云集的盛况。总之,水与商业文明兴起有着天然的联系。《清明上河图》作为案例,深入解读了宋朝汴京,东京汴梁,现在的河南开封宋朝为什么在十二世纪初能成为人口137万的世界最大城市之一。

当前,各地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荼。特色小镇建设容易运营难,运营是关键。特色小镇应立足于独特资源禀赋和文化积淀,构建差异化、原创性、聚焦型产业生态。特色小镇贵在产业链价值,应具备独特性、唯一性、自组织性和独立平台运营能力。特色小镇永不褪色,必须尊重城镇自身形成规律,发挥诗和远方想象力,必须怀揣卓越企业家精神和情怀。政府和企业要真正理解城镇形成规律,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为主,产业支撑。乡村振兴和城乡协同发展战略,才能实现特色小镇科学规划、设计、建设和可持续繁荣。

本文将刊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的《经济要参》(2018年第27期)